“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共15次”

这个时间段世界范围发生了很多变动，这被学者们称为了17世纪全球危机，并不只是中国，全世界范围都在动荡之中，灭亡的不仅是明朝，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清军乘乱入关挺偶然，令人惋惜。

一般来说，很多人会给女真挂个渔猎的标签，但是在努尔哈赤反明之时，建州女真社会已经是个纯粹的农耕社会，女真不仅仅会种地，他们修了城池“赫图阿拉”，城内有明显的功能分化，还有大量的铁匠负责盔甲武器制作。

(资料图)

明朝面对的后金，并不是“不当中国一大县”的蛮夷，而是对明朝而言空前强大的一个军事集团，实力远远超过了发动土木之变的也先。明朝在辽东持续不断的投入下，每年几百万辽饷，财力已经过度透支，对社会资源消耗之大已经超过了明朝的承受能力。

1内部朝政腐败，党争不断，朝内局势总能左右边关局势，让边臣无力贯彻守边策略，无论是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袁崇焕等等，不论他们的策略是对是错，事实上都不能很好的贯彻下去，在辽事上朝令夕改成了家常便饭。主攻与主守的不同意见互相扯后腿，边臣一方面要面对复杂的边防局势，一方面要担心朝内对己的各种攻讦，稍有不慎未败于敌手，却败在自己人手上。

2明自中后期随着卫所制的败坏，事实上已经转变为依赖募兵的镇守营兵制，但是并未解决好正兵（普通营兵）与家丁的矛盾。将领们依然习惯依赖少数精锐家丁作战，从而忽视正兵的作用。为了养家丁，往往克扣普通营兵的兵饷，甚至冒空饷。以宣镇为例，甚至出现了七八种兵饷，士兵与将领分亲疏远近兵饷差距巨大，导致虽然账面上有很多兵力，实际能打的兵力并不多。即使是孙承宗苦心经营的关宁营兵，事实上也很快演变成了依赖少数家丁作战的军队。以吴襄为例，他曾上疏给崇祯说全辽能战的兵力只有数千家丁，这基本是吐露了实际情况。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辽东战场上，少数精锐往往能取得惊人的战果，大凌河之战祖二疯子带少数家丁突袭就能差点砍到皇太极坐骑，松锦曹变蛟乘乱突袭了皇太极大营，这类战例都是辽军这些精锐的表现。然而面对八旗这种数万兵力全部都堪战的军队，这些家丁数量太少。

部分训练良好堪战的军队数量也并不足，如白杆兵，浙兵，宋伟车营这类兵力很少。同时大量兵力事实上分散在辽西各个堡垒中，并不能有效的集中应用。一旦有事，往往演变成大量兵力困守孤城，在外机动兵力却捉襟见肘，以大凌河为例，仅靠辽军自己力量，账面有六七万兵力的辽军，救援大凌河的居然仅有宋伟（5000车营）吴襄（不到两千家丁），再加上锦州等地加入的扈从兵力，不到2万而已。

因此，整个明清辽东战争，貌似明军总体兵力很多，实际真正堪战的机动兵力反而是劣势。

天聪五年后金通过掠夺而来的遵化工匠仿制出了红夷大炮，并短时间内应用在大凌河之战上用于轰击明军城池。

这种炮虽然并不能轰塌明代重力坝结构的厚重城墙，却可以用火炮轰击跺墙，使城墙上守军无法立足，从而掩护己方士兵攻城。并不擅长攻城的后金首次拥有了一种有效且可以避免己方攻城伤亡的攻城方式。随着孔有德带领山东叛军降清，大量火炮包括经过训练的炮手，以及铸炮的匠师被带到了后金一方，全面加强了后金的军事力量。这导致明清辽东战场上，后金一方的火力优势居然超过了明军。

4随着大量资源被填入了辽东这个无底洞。明朝已经无力维持九边体系，九边处处是窟窿，这为清军数次入关提供了先决条件。

同时关内在灾害和过度征税双重作用下，爆发了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明朝内部的力量，使明廷疲于奔命，陷入了两线作战的绝地。

5明朝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基本处于失控的状态。之所以这么讲源于明末的赋税。明末陷入了一个怪圈，朝廷拼命的加税，总的税额很高，但是朝廷却看不到钱，各地欠饷，永远无法收齐税，某些省居然连续三年未缴赋税。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却因税家破人亡，即使将所有农田的收成上缴，也依然缴不齐税。而因为士绅优待的政策，大量田地也以各种方式寄在士绅名下以逃避赋税，掌握大量田土的富户们却少交税不交税，甚至大量拖欠。这个怪圈一直未能解决直到明亡。